先來問一個問題:正在讀文章的你,每個月花在吃喝上的錢,是多了還是少了?

可能大多數人的答案是后者。隨著收入的不斷增加,除了基本的飲食消費外,人們比以往有了更多其他領域的消費選擇,這是國人生活質量提升的結果。然而,今年榨菜、二鍋頭們的亮眼業績似乎在提醒人們:飲食消費的減小或許另有他因。

雖說上述情況不同,但在經濟學中,都可以表征為“恩格爾系數的降低”。那么問題來了:恩格爾系數下降,我們的生活就一定變得更好嗎?在此,我們不妨追本溯源,從恩格爾系數的誕生說起。

恩格爾系數及其“悖論”

所謂恩格爾系數,是指食品支出總額占個人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其計算公式為“恩格爾系數=食品支出金額/消費性總支出金額×100%”。

該觀點由德國統計學家恩斯特·恩格爾,在對153戶比利時家庭的家庭預算和支出做了詳細分析后,于1857年提出。

按照恩格爾的觀點,“越是貧窮的家庭,其消費支出中的食品開支比重就越大”,這一規律也被后人命名為恩格爾定律。此后,許多學者做了大量的統計和研究工作,并大都認為恩格爾定律具有普適性。

到了20 世紀70 年代中期,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了恩格爾系數的數量界限,并規定60%以上為絕對貧困,50%~60%為勉強度日,40%~50%為小康水平,30%~40%為富裕,低于30%為最富裕。如此一來,恩格爾系數成為了衡量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評價指標,而其數值大小往往也被人們作為判斷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依據。

就我國而言,自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大體均呈現出極為明顯的下降態勢。Wind數據顯示,我國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由1978年的57.5%降至2017年的28.6%,而同期的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也由67.7%降至31.2%(參見圖1)。這表明了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與人們收入水平及生活質量在不斷提高,相信那些經歷過苦日子的60后與70后們對此一定頗有感觸。

值得注意的是,倘若按照聯合國糧農組織的說法,改革開放至今,我國城鄉居民已分別經歷了“由勉強度日到最富裕”與“由絕對貧困到富裕”的過程。而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7年居民整體的恩格爾系數(29.3%),我國已然邁入“最富裕”的行列之中。

事實真的如此嗎?相信對于這一判斷,絕大多數人是不會認可的,這便引出了恩格爾系數與現實的一個“悖論”——而問題,恰恰出在恩格爾系數這一指標身上。

恩格爾系數的三大局限

由于與生俱來的種種局限性,讓基于恩格爾系數得出的些許結論顯得言過其實。具體表現為以下三方面:

(1)局限性之一:難以度量小康社會以后的生活狀況

根據發展經濟學有關理論,人類社會按照生活水平的演進與發展,大體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貧困階段、溫飽階段、小康階段和富裕階段。在前兩個階段,全社會范圍內的物質財富較為匱乏,百姓收入水平也相對低下。如此一來,人們對于消費的次序安排勢必要從生活的最基本需求開始,“吃”自然是首當其沖。這時,食物的邊際效用無疑是極大的,食物支出所占份額也能最為直接清晰地反映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居民收入與生活水平的真實情況。

恩格爾所處的時代,正是與上述種種相吻合,而恩格爾系數在當時也是頗具積極意義。

然而,今時不同往日。在社會物產極大豐富的今天,人們已經逐步過渡到小康和富裕階段,收入早已不再停留于滿足食物等生活最基本需求的層面,因此對于消費的選擇也不會遵循過去的需求次序,生活習慣的不同、消費偏好的差異等因素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恩格爾系數的大小。

最直觀的反映便是1978年至今,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幾乎始終都在穩步攀升,然而各自的恩格爾系數卻呈現出上下波動的態勢,甚至還在不少年份出現了反彈(參見圖2、圖3)。究其原因,在于反彈年份的食品CPI的同比增速皆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上漲,由此增加了老百姓(尤其是收入水平相對較低的農村居民)在食品方面的支出(參見圖4)。

這就足以證明,恩格爾系數并非隨著國人收入的不斷提高而穩步下降。換言之,收入水平的高低絕不是影響恩格爾系數大小的唯一因素。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認為,恩格爾系數的衡量標準在今天已經表現出“失靈”的一面。

(2)局限性之二:恩格爾系數不具有橫向可比性

根據恩格爾定律,一個家庭收入越少,其總支出中食物占比就越大,而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該比重會不斷下降。那么將此定律進行延展,大體可以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越窮,人們平均支出中用于食物支出的比例就越高,恩格爾系數就越大。這也是不少人用恩格爾系數來衡量居民生活水平變化與該國家或地區富裕程度的根本原因。

真的是某地恩格爾系數越低,居民就越富有?我們不妨做個比較。

以黑龍江和廣東為例,數據顯示,自改革開放以來,黑龍江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幾乎始終低于廣東;2016年,二者的恩格爾系數分別為27.7%和32.9%(參見圖5)。如果按照恩格爾定律的說法,黑龍江人一定要比廣東人富裕不少。

然而,想必人人都清楚,事實絕非如此,不僅深陷發展困境的黑龍江與經濟頭號大省廣東的經濟體量無法相提并論,前者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后者也是相去甚遠(參見圖6)。

問題同樣出在恩格爾系數身上,其計算方法是食物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但是不同地區傳統觀念與生活習慣的不同,導致恩格爾系數在橫向上不具有可比性。仍以黑龍江和廣東為例,廣東人比黑龍江人在吃上更講究,對于吃的需求已經遠遠超越了填飽肚子的范疇,而且更加注重飲食的營養與休閑屬性,比如購買高檔食品或是在外面的飯店消費等等,但這些,絕對不是廣東人生活水平不如黑龍江人的體現。

這也恰恰反映出,恩格爾系數對于食品類支出的模糊性定義,并未考慮到飲食結構的升級,從而造成了不同省份之間橫向比較的失真。

除此之外,恩格爾系數還受不同地區產品價格結構與政策實施的影響。例如,一個農業地區,果蔬等食品價格相對低廉,而工業品價格相對較高,這使得當地恩格爾系數的真實意義不同于以往。

所以說,僅憑恩格爾系數大小去斷定一個地區的富裕程度,難免有失偏頗。

(3)局限性之三:注重結果卻無視原因

直觀地看,恩格爾系數的降低是出于食物消費支出占比減小的考慮,不過這當中卻不曾解釋食物消費支出占比減小的原因是什么。可能不少人想當然地認為,人們收入增加了,生活富足了,自然愿意在食物以外的其他領域增加消費,這理應是一種好的現象。殊不知,生活負擔的加重同樣會導致恩格爾系數降低。

我們不妨從數據中求證。根據圖7所示的數據,對比2006年與2017年的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支出結構,可以看到,“食品煙酒”支出占比從2006年的35.78%降至2017年的28.64%(即恩格爾系數從35.78%降至28.64%)。表面上看,人們的生活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然而,城鎮居民在“居住”這一項上的支出占比從2006年的10.4%大幅度增至2017年的22.75%。這說明,人們當前花在住房上的錢比2006年多了不少。

這種情況是否也彰顯了國人生活質量的提升與改善?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可以進一步挖掘。從居民杠桿率上看,2006年~2017年間,其數值由18%暴漲至49%,10年不到便增加了超過30個百分點(參見圖8),而美國的居民杠桿率從20%升至50%用了接近40年的時間。這也充分反映出國人背負的債務正在急劇增加。

與此同時,從增速上看,2010年以來,我國歷年居民購房貸款的同比增速均保持在高位,近三年(2015~2017)的增速分別高達23.2%、35%和22.2%。然而,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同期增速卻遠遠不及購房貸款(參見圖9)。

以上種種均說明,近些年的恩格爾系數雖然有所降低,但其原因卻在于暴漲的房價讓絕大多數人為了買房而背上了長期債務。當然,還有醫療、教育、養老等其他方面的大額支出。受這些影響,相當一部分人的日常消費被嚴重擠壓,從而很可能被迫省吃儉用。這時,恩格爾系數的降低更多是由于生活負擔的加重所致,并不能反映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而這,也再度印證了恩格爾系數的“失靈”。

結語

盡管在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恩格爾系數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參考作用,但是隨著時空的轉換與環境的變化,恩格爾系數在今天已經不可避免地顯現出種種局限性,而其數值的降低,也早已不再必然反映人們生活質量的改善與提高。

因此,要洞悉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與居民生活水平,有必要跳出恩格爾系數的局限,充分結合價格指數、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消費結構、基尼系數等其他統計指標綜合分析,并將各地的政策環境與居民生活習慣等數據無法反應的因素納入考慮范圍,如此才能得到真實且可靠的答案。